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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今，个人贷款购房对于都市青年人来说，已不再是个陌生的名词。去年，中国工商银行个人购房贷款就超过1000亿元。有专家预测，未来10年，在迫切希望拥有个人住房的青年人中，个人贷款购房的人数必将逐年大幅递增。而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等大城市个人贷款购房的青年人群中，据调查有80%是各行各业打工族中的“白骨精”(白领、骨干、精英）。他们大都二三十岁，为了个人前程或爱情，他们远离家乡，留在都市，而拥有一套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成了他们最大的心愿。
因此，在辛苦工作了几年之后，当他们攒了一部分的钱，正好可以支付买房子需要的首期付款时，他们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供楼的道路。他们肩负压力，但他们年轻，时间就是金钱，青春就是财富，他们在奋力拼搏的路上喊出了新的“打工宣言”：用明天的钱住今天的房，把他乡变成故乡！
受访人简介：
唐新勇，男，1977年6月出生在湖南省东部一个叫炎陵县的贫穷山区，高考落榜后外出打工。2002年6月开始供楼生涯，现住广州市番禺区锦绣XX花园。
他的故事告诉正在他乡漂泊着的打工朋友们一个普通但深刻的道理：命运的好坏我们无法选择，为改变命运，却可以奋斗，年轻时无需为家境的贫富作过多的嗟叹，要争取更好的前途，就必须学会挑战命运。
故乡旧居：我心中永远的痛
8岁那年，我不小心把家里的四间土木结构房屋烧了个精光。那是一个炎热的晚上，家里因停电就早早地睡了。半夜里，我起床上厕所，回来时发现蚊帐里钻进了几个蚊子，便把煤油灯端进蚊帐放在席子上，在拍打蚊子时一不小心绊倒了煤油灯。由于灯盖未拧紧煤油淌了满床，火焰便在一瞬间蔓延开来。接着被子、蚊帐、床架、楼板全都燃起了熊熊烈火。
我的哭喊声惊醒了隔壁房间的父亲和母亲。父母的求救声又惊醒了左邻右舍，父母和乡亲们提着水桶向火光冲去，喊叫着、奔跑着，从井里提来一桶桶水，往房顶上泼去。我被年迈的奶奶抱住站在一旁。奶奶哭哑了声音，然而，一切都没有用，几间瓦房很快就被无情的大火吞噬了。我看见母亲拖着疲惫的脚步从灰烬中走出来，蓬松头发下的那张憔悴的脸被熏得乌黑乌黑的，红红的眼睛似乎被熊熊烈火烤熟了……
房子被烧后，我们一家搬进了叔叔的旧居：三间低矮的土墙屋。在镇上，读初中的哥哥得知家里被烧毁的消息伤心地哭了，他跑回家说不读书了。母亲第一次狠狠地骂了他，然后又安慰他返回学校上课。当时我也正在念小学二年级，两个姐姐分别在读三、四年级。第二年春开学时，家里没钱交学费，刚刚念完四年级的大姐便谎称不想念了，回到家里帮助母亲干农活。
我的二姐初中毕业后也放弃了上高中的机会，南下广东打工为我和哥哥赚学费。在家中我排行最小，母亲又很疼爱我，所以我从小没干过什么重活。特别是上中学后，除了农忙季节下田干点活外，一年四季都是在书本中度过的。因为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，常常获奖。而且我14岁开始就经常在一些青少年刊物上发表文章，学校老师常常告诉我母亲要多督促一下，所以慈爱的母亲宁愿自己多吃点苦也不让家务分散我的学习精力。
我读初三那年的春天，一连下了十几天大雨，河里的水一天天涨了上来。有一天早上醒来，母亲惊奇地发现，床下的鞋子、屋里的板凳都漂浮起来，发大水了！母亲出屋去排了一天的水，大水仍然没有退下去多少。望着一家人无可奈何的痛苦表情，已经懂事的我泪流满面，那都是我闯的祸啊！也就在那时，我对房子有着强烈而复杂的情感，我发誓：一定要好好地读书，今后在家乡建一栋新房子，让吃尽苦头的父母好好地居住。
那场水灾后，我叔叔那几间旧屋已不结实了，在亲戚邻居们的帮助下，父母借钱把我烧毁的那几间房子重新修复一下后搬进去住。果然，我们一家人搬走半年后，叔叔那几间旧居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毁于一瞬。
1995年，复读了3年的哥哥要去自费读一所美术学院，家里倾尽粮仓把他送进大学的殿堂，为的是不忍心眼睁睁地看着他横溢的才华因贫穷而活活夭折。第二年，我因几分之差而高考落榜。当时父亲大病了一场，加上哥哥读大学借的钱，使得家里欠下了不少债。面对苦难的家庭，我知道自己不能再任性地要读书了。
那是1996年夏，19岁的我第一次远离故乡出外打工。现实中的流浪往往不是想象中那么浪漫诗意。在哈尔滨的那段日子里，由于生活习惯有许多的不便，使得我这个从小在南方长大的人度日如年。两个月后我又来到北京，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际关系常常逼迫我露宿街头。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份工作：为一位书商守书摊。虽然每个月只有200元，但我那时感到很满足，因为我每天可以用丰富的知识来充实年轻的生命。京城的文化气氛十分浓，面对一摊的流行杂志，我的投稿欲望膨胀到了极点。可我居无定所，连收信的地址都没有，只好忍痛割舍。
从那时开始，我渴望有一间小小的房子，供我静静地思考、写作、投稿，哪怕是一间简陋狭窄的出租屋！
出租屋：我流浪他乡的驿站
1996年11月，我南下到广东。那个初冬我尝尽了颠沛流离的苦头。最令我难忘的是一个下着细雨的晚上，在中山的一个叫做横栏的镇上，我为了找一个老乡解决栖身之地，从黄昏一直找到夜里11点钟。找到老乡时我已全身湿透，打着哆嗦向老乡说明来意。老乡表示愿意帮忙，他借了一个厂证给我戴上混进了厂宿舍。由于疲劳过度，洗完澡我就睡了。
怎知那晚竟然查起房来。一个大腹便便被人称作生活区总管的人带着几个凶神恶煞的门卫，几句逼问后便把我从床上拉下来。他们要我说出是谁带进来的，我没做声，一个保安便扇了我两个耳光，然后又拳打脚踢。一会儿，宿舍门口围满了人，他们便把我带进门卫室关紧门继续问继续打。可我怎么也不能说出来呀。看他们这副恶相，我知道说出来一定会给老乡带来许多麻烦甚至被开除，我不能出卖老乡啊。我只能一声不吭地任他们无情地抽打。
最后那几个保安拿我没办法，便说：“给你两条路走，一是按我们厂里的规定罚款50元，一条是明天把你送到治安队去处理。”我一听送到治安队就发抖，摸出50元钱认了罚。
那晚老乡幸好没跟我同床，不然也肯定会被赶出来。但那晚老乡也没有出来看望我，因为一出来就露出了破绽。就这样，在那个雨后凄凉的夜里，我独自守候到天亮。第二天，老乡借给我几百元钱去找工作，离别的时候，我发觉彼此的眼睛都湿湿的。我为老乡的帮助感动不已，就如罗曼罗兰所说：只要有一双忠实的眼睛和我们一道哭泣的时候，就值得我们为了生命而受苦。
离开老乡后，我进了一家鞋厂做流水线工人。最初我感到十分羞愧甚至失落，但我深知自己的缺陷深知世上许多东西是不能相提并论的。我只知道要想走出一条路，不管是处于何种地步处于何种环境都要赴汤蹈火地走下去。我再一次地拿起笔开始了打工文学的创作，一天十几个小时工作的疲惫也不能阻挡我。
那时和十几个工友住在一间集体宿舍里，脏乱臭不说，而且夏天蚊子成群冬天阴暗潮湿，面对这样恶劣的居住环境，我曾想过去厂外租房住，但那时我每月只有300多元工资，租间房至少也得100多元，还得吃饭、零用，显然没这个能力。
1997年5月，我离开中山那家鞋厂后，来到广州番禺的市桥镇，在姐姐打工的那家厂附近一个叫做榄塘的村子里租了一间房，鼓起勇气做了一名自由撰稿人。在那间出租屋里，我又经历了一件令人惊恐的事情。那是我住进去半个月后的一天深夜，我正在伏案写作，突然有人敲门，越捶越响，那刺耳的铁门声让我胆战心惊。我猜到是查暂住证的，准备让他们罚几十元钱了事。一开门，果然三个治安队员，他们神情暴躁地走进来，问我干什么的，我说写东西的。他们打量了我一阵，又问我写什么东西，我说写小说。这时有个人看见桌子上一本叫做《XX文学》的杂志，封面是一个穿着三点式泳衣的女郎，他翻了翻看到里面也有不少风骚的图片，然后就厉声说道：“带走！”
我被带到收容所的一间大房子里，那里男男女女关了100多号人。我还单独被他们带到扫黄打非办公室审问了一番，他们以为我是专门写那种黄色书刊的。那晚的滋味特别难受，比电影中的牢狱生活还苦。我被审问后也关进了那间大屋子，在里面只能蹲着，连躺一下都没地方，就这样在臭味、烟雾、埋怨声中熬到第二天中午，闻讯而来的姐姐用150元把我赎走。
后来，为了逃避查暂住证，我让姐姐每天晚上下班后给我把出租屋的门从外面锁住，并在门上贴着“出租”两个字，然后每天早上上班前她给我打开。姐姐为了帮我每月节省几十元办暂住证的钱，便不辞辛苦地做了。
1998年春天，在那间简陋而零乱，到处都堆满了杂志书籍和稿纸的出租屋里，我认识了我现在的妻子阿华。阿华在1996年时曾和我姐是同一家电子厂的同事，后来我姐换了厂，她们便很少见面。半年后，阿华在《佛山文艺》和《外来工》上经常读到一些诗歌和散文，作者留的地址都是我姐收转，她觉得很奇怪，便在一个工休日拿着杂志找到我姐。我姐把她带到我的出租屋，便相互认识了。
阿华那时在一家电子厂做文员，后来她问我当初为什么看上她，我笑着说了实话：“我看上你会用电脑，希望你能教会我用电脑写作。”这个理由妻子听后说我太自私，我也曾问过她为什么看上我，她也笑着实话实说：“我最初根本没有‘看’上你，那时跟你来往与爱无关，我只是读了你的文章和看你能在那间牢狱似的出租屋里写作，被你努力上进的精神打动了。”事实上也的确如此，我和妻子是从友情到爱情再发展到婚姻的，我想可能正是有了友情作基础，这些年来我们的爱情才会那么牢固，我们才会那么志同道合齐心协力地奔向未来。后来，我妻子还向我透露了一个秘密，说恋爱不久后决定和我同居时，她厂里有几个工程师还在追她。她办公室的一个四川铁姐妹了解我的窘境后，急得竟然用“恶毒”的语言骂她，希望能“挽救”她。我听后笑了：“说明我有很大的吸引力嘛。”
1998年6月，我离开那间伴我度过一年多艰苦生活的出租屋，去了广州一家名叫《XX文学》的杂志社做编辑，试用期三个月，包吃包住，月薪800元。当时我们办公、吃住都是老板在城中村租的一套房子里，十来个人挤在一间大客厅里办公，两间房作男女宿舍，没钱的就几个人凑在一块住，有钱就自己去外面租房。这样的环境很压抑，勾心斗角、各种各样的利益充斥在一起，我在工作上专心致志，却还要在生活、为人处事上小心翼翼，加上自己年龄小经验少，每天都提心吊胆生怕自己做错了什么。直到三个月后老板请我走人，我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。
我又回到番禺那间简陋而熟悉的出租屋，是姐姐和女友及时安抚了我痛苦的心灵。10月的一天，我又应聘去了广州一家杂志社。在那里，最初也是很艰苦的，我和一个打电脑姓钟的小伙子住在办公室外的走廊上。那走廊不到两米宽，放下一张铁床之后，只容得下一个人侧着身子进出，幸好我和那小伙子都是典型的“瘦猴”。冬天刮风下雨的时候，我们用报纸、木板把窗户封得严严实实，晚上还是冻得打哆嗦。后来实在不行了，我们两个大男孩干脆窜到一张床上抱在一块取暖，那种兄弟般的情感至今让我回味无穷。
冬天过去春天也就来了。春节后，老板把办公室搬进了一座写字楼里，又在附近租了宿舍，工作、生活条件都有了很大的改善。不久，杂志社准备扩大经营，需要招一批编辑、广告人员。当时我的女朋友说厌烦了电子厂那份工作，于是我把她介绍到杂志社做广告业务。那时我就想，我这一辈子可能就只能与办刊与文字打交道了，如果现在的女友今后成了我的妻子，她也能和我志同道合地走在一条路上的话，那真是太好了。
2000年，因种种原因我和女友离开了那里，我又去了深圳一家杂志社。2001年初我回到广州，进了一家省级杂志社。工作比较稳定，从此静下心来，一边兢兢业业地上班，一边顺其自然地写作，日子过得快乐而充实。
那时我和女友在天河杨箕村租了间十几平米的单房。屋子比较旧，光线也不好，每月租金却要450元，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出租屋里有电话，这样我的电脑就可以上网。2001年8月，我和女友已恋爱了三年多，感情已比较稳定，于是我们请假回去结了婚，女友终于成了妻子。由于时间仓促，我们只是领了“通行证”，没有任何留作纪念的仪式。对此妻子常常说：“我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嫁给了你，连‘蜜月’是什么滋味我都不知道。”我就笑着安慰她说：“和我生活在一起，你天天都像在度蜜月。”回到广州的那天，妻子说：“我们也算是成立了一个新家，家总该有个家的样子吧。”于是我们这一对“新人”跑到中华广场去买了新彩电、新电脑以及许多生活用品等，把出租屋布置得倒真像一个新家，虽然拥挤但很温馨。
2002年春节，我和妻子决定回她四川老家过年。这一次是必去不可，因为我和妻子认识快四年了，而且已成了家，我这个女婿还从未去四川看望过岳父岳母，连彼此长得什么模样都不知道。假期只有10天，我们只好乘飞机来回。其实妻子不赞成乘飞机，因为春节机票太贵，但我说服了妻子，我说：“你就让我做一次打肿脸的胖子吧！”妻子是个好妻子，她不仅体贴我还体贴我们的“新家”。那个春节，我们带的一万元钱回来时花得已所剩无几，那是我20多年来第一次乘飞机，也是第一次花那么多钱，但我觉得很有成就感。以前只知道去银行存钱有成就感，没想到有时大笔地花钱也是很爽的。这一次深刻感受也是促使我半年后在广州买房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拥挤不堪的出租屋，给了我和妻子不少的欢乐，也带来无穷无尽的烦恼。我和妻子每天一大早就要起来挤公共汽车去各自的单位上班，晚上回到出租屋时都已经很疲惫了。烦人的是厨房几个租户共用，几个煤气灶挤在一起，大家都是匆匆忙忙赶回来做饭，闹哄哄的像又脏又乱的菜市场，还有浴室也是共用的，每天排队从晚上七八点排到十一二点，尤其早晨大家都要赶着上班，挤在一块刷牙洗脸很不方便。到了深夜城中村里还是像集市一样，麻将声、吵架声、音响、电视等等，让人难以入眠。我和妻子都很想有个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家，有个安静有序的居住生活环境，有单独的卧室、书房、客厅、厨房、卫生间……至于究竟把我们的新家安在哪里，我和妻子都有过一段争论。我说安到我家乡的县城去吧，妻子则说安到她家乡的县城去，可当我们到彼此的家乡去看了后，谁都不愿意。怎么办呢？
花园洋房：我温馨舒适的家
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，我和妻子一致决定：既然我们都不喜欢对方的家乡，那就只有选择广州这个我们共同喜欢的城市了。其实这也是我们多年来的一个梦想，只是以前没有经济基础彼此很少提起。但现在这个梦想已经成为生活中的重要问题时，我和妻子不得不考虑了。尤其是每到交出租屋租金的时候，我和妻子总免不了要感慨一番，这样下去实在不划算啊，每月房租、水电等费用加起来要600多元，一年就是8000元，住上三五年的话完全可以把这间旧房子买下来了，而且居住条件又这么差，什么时候不住了，房东还要把房子收回去。如果我们把这笔租金投入到供楼中的话，至少多年以后房子还是属于我们的。
但当时我们只有不到10万元的积蓄，如果到各自的家乡去，这笔钱买套一百多平方米的大房子足够了，可在广州，买套七八十平方米的新房子最低也要二三十万，也就是说这点钱只够买间20平方米的单身公寓，这显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家，于是我们还是决定贷款买套大一点的房子。那段时间我和妻子最感兴趣的事情就是，大量地浏览报纸上的房地产广告，然后每到周末就乘免费看楼车去广州的各个楼盘一一参观。两三个月内我们看了近20个楼盘，对于各个楼盘的环境、交通、价格、房屋质量、配套设施等等心中都有了底，最后我们选择了番禺的一个环境幽雅、价格适中的楼盘。
最初考虑到经济有限，妻子建议买套六十几平方米两室一厅的房子。我坚决反对，我说我这一辈子在物质生活上可以什么都不要，但一定要一间独立的书房，我宁愿今后再勤奋些也要把书房供下来，这也是我极想脱离出租屋的主要原因。漂泊、动荡的生活过得太久了，我要让我的精神和灵魂也要有片宁静的天地。妻子理解我的心情，答应买套80多平方米3室2厅的房子，送装修，总价26万。楼盘里的房子销售很旺，都是预售，售楼小姐带我们到工地看后，说要三个月后才能收楼。我们狠了狠心，交了6万元首期款，然后贷了15万元，买下了那套我和妻子都比较满意的房子。
与房产商、银行签合同那天是2002年6月19日，我之所以选择这一天，是因为那天是我25岁生日，我想给自己一个不同寻常的纪念。就这样我签下了有生以来最大的一笔债。说实话，我从来就不喜欢跟别人借钱，我觉得那是一种让人瞧不起的行为，但这一次我却觉得很光耀，尽管从此以后的10年里，我每个月要如期地交给银行1000多元钱。
合同签了，把家安在广州了，但我和妻子的心却无法定下来。为了有更多的时间顾着我们的家，我建议妻子把单位里的工作辞了，并支持她做自由职业人单独联系广告业务。那段日子我们过得很紧张，毕竟有了不小的压力，但我们还是很自信，彼此都发展得较好，一到周末就去看我们的房子建得怎么样了，那种快乐的感觉是从前所没有的。10月底，终于收到了房产商寄来的收楼通知书。拿着那串新房的钥匙，感觉沉甸甸的。房子当然比故乡的旧居、过去的出租屋要好得多。３室２厅，宽敞明亮，阳台很大，倚栏眺望，那种感觉真是美。
12月初，我和妻把双方的父母都接到了广州。2003年元月25日那天，是我们乔迁新居的日子，我和妻子的亲戚好友纷纷从惠州、中山、佛山等地赶来庆贺。几天后就是春节，我们一家人热热闹闹开开心心地过了个团圆年。大年三十的晚上，我们围着茶桌坐在一起，边看电视边聊天，温馨而安详。广州过春节和故乡虽不一样，但快乐的心境是相同的。对于我们打工族而言，如果说什么是一年的交流，应该就是春节了。大年之夜，一家人坐在一起，感受团圆的温馨，体验亲情的甜蜜，回味美食的余香，那是多么美妙的景致啊！
过去没钱的时候，我总是自欺欺人地对别人说房子够住就行了，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不就是占一张床那么一丁点的地方嘛。每一次说这话的时候，我都会有一种崇高的感觉。现在我知道了，那是因为过去我没有住过现在这么漂亮的大房子。我还可以肯定，那些住进别墅的人心情肯定更好。过去我有一个奇怪的想法，就是老猜想那些住进别墅或者大房子里的人说不定是暴发户，或者是有钱却没头脑的主儿，还安慰住在出租屋里的自己，说那些暴发户就是住进大房子又有什么意思呢？现在想来真是幼稚。难道住在小房子里的人就尽是些拥有美丽心灵的人吗？其实房子的大小和心灵的好坏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。那种想法只不过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罢了。
仍在外漂泊不定的打工朋友们，我真的希望大家都好好地干活，好好地挣钱买一套好房子。不要以为那是很遥远的事，其实世上无难事，只要对自己有信心，然后再勤奋努力些，就会得到许多从前想都不敢想的东西。我现在也在好好地干活，挣了钱还房屋贷款。然后趁着自己还不算太老，再挣钱，当又有了一定的资金后，我会再贷款供车、创业，甚至到世界各地去周游。人生要有梦想，有梦想才会活得精彩。 |
